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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APP弹窗关不掉？加力整治！******

　　原标题：开展乱象整治专项行动，规范应用软件预置行为

　　手机APP弹窗关不掉？加力整治！

　　移动互联时代，即时通讯、网络视频、在线购物、新闻资讯等各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了种种乱象。近日，有关部门接连出台相关举措，开展专项行动、印发联合通告，为APP领域的健康规范发展加码发力。

　　APP领域乱象时有发生

　　关不掉的弹窗广告、山寨APP以假乱真、未经同意强制捆绑下载、难以卸载的预置程序……眼下，APP领域乱象严重影响了用户体验。

　　弹窗广告是用户遭遇的普遍问题。“APP投放广告本身没问题，但现在打开APP都不敢动手机，因为有时候稍不注意晃一下手机，就跳进了‘摇一摇’广告。”网友“小花一朵”说。

　　此外，有些APP页面里“关不掉”的广告也实在令人糟心。不少网友表示遇到过“虚假关闭按钮”，本以为点了关闭，实际上还是跳转到了外部页面。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6月，中国市场上监测到的APP数量为232万款。海量的应用数量也给不少山寨APP带来了可乘之机。“有些山寨APP图标和正版APP十分相似，一不注意就容易下载错了，最终导致信息泄露甚至是经济损失。”网友“柒柒”说。

　　黑龙江哈尔滨银发网友吴淑琴说：“我们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很多操作都不熟悉，有些细微的操作也容易忽略，因此下载APP的时候更容易遭遇捆绑下载。没用的APP在手机里不仅侵占手机空间，还让手机越用越慢。”

　　一项针对手机预置软件的调查显示，62.21%的受访者反映手机预装软件数量多且占用内存，自己日常很少使用，会删除其中绝大部分。在预置软件数量方面，有些型号的手机在出厂时就已预置了多达56个应用程序。

　　业内人士认为，预置APP不仅让人眼花缭乱，大部分也缺乏实用价值。“删都删不掉”的预置APP背后实则是手机厂家和软件运营方的联合操作。

　　政策监管有新招

　　近日，为规范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深入治理APP、小程序等应用程序乱象，进一步压实应用程序分发平台主体责任，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国家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行动加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全链条管理，全面规范移动应用程序在搜索、下载、使用等环节的运营行为。其中，搜索查找环节将重点打击“山寨APP”、从严整治虚假排名、全面净化页面呈现、严格规范备案要求。在下载安装环节，将集中整治强制、捆绑下载安装；坚决惩处应用程序“挂羊头卖狗肉”规避监管；严厉打击以赚钱为诱饵诱导用户下载。针对运行使用环节，将集中治理弹窗问题、严格规范功能设置、严厉打击诱导充值。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以加强分发平台规范管理为抓手，抓好重点平台，对问题突出的应用程序分发平台加大整治力度。

　　为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保护用户权益，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服务供给水平，构建更加安全、更有活力的产业生态，促进移动互联网持续繁荣发展，工信部、国家网信办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的通告》（简称《通告》），自2023年1月1日起执行。

　　《通告》明确，移动智能终端应用软件预置行为应遵循依法合规、用户至上、安全便捷、最小必要的原则，依据谁预置、谁负责的要求，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尊重并依法维护用户知情权、选择权，保障用户合法权益。生产企业应确保移动智能终端中除基本功能软件外的预置应用软件均可卸载，并提供安全便捷的卸载方式供用户选择。实现同一基本功能的预置应用软件，至多有一个可设置为不可卸载。

　　建立长效监管机制

　　针对APP领域的各类乱象，有关部门一直在持续升级监管。据统计，从2019年12月至2022年10月，工信部累计通报了26批关于侵害用户权益行为的APP，逐一列出详细问题，严格限期整改，并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APP进行下架处理。

　　针对用户反映强烈的APP开屏弹窗信息“关不掉、乱跳转”问题，工信部在2021年全年累计开展12批次技术抽检，通报了1549款违规APP，下架了514款拒不整改的APP。

　　在涉诈风险提示方面，2022年11月以来，工信部反诈专班已在官方公众号上发布了20多期涉诈高风险APP名单，为广大网友提示了包括以山寨APP为代表的仿冒类诈骗以及彩票类诈骗、贷款类诈骗等多种APP涉诈类型。

　　经过多轮整治，APP行业乱象已有改观，但仍有部分软件运营方、分发平台通过“打擦边球”或是一些违规“新花招”逃避监管。

　　专家表示，APP行业的规范和监管需推动各方实现协同治理，建立长效机制。一方面，APP的运营、分发、使用涉及诸多环节，软件运营方需以用户为中心，依法依规安全经营；分发平台要加强审核把关，设立准入门槛；用户需加强自我保护意识，善用相关举报平台；监管部门则要严格监督，对相关乱象予以及时的指导和规范。另一方面，网络世界发展日新月异，APP领域的各类乱象也并非静止不变。因此，要在协同治理的基础上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既要抓落实防反弹，也要不断甄别和应对新乱象，促使APP领域真正实现健康规范的可持续发展。（徐嘉伟）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专家解析女子因已婚被辞事件******

　　如何避免“已婚未育”成就业劣势？ 专家解析“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事件

　　采访背景

　　1月12日，一则“女子上班第一天因已婚被辞”的消息冲上热搜。据报道，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第一天上班，填完资料，正在了解公司的相关介绍和日常的工作职责时，突然被人事叫到办公室通知辞退事宜，理由是“王女士已婚，后期会要孩子”。

　　王女士称，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很生气。事情曝光后，不少网友对涉事企业明目张胆歧视女性就业的行为感到愤怒，纷纷呼吁加大执法力度、优化就业环境，消除女性就业歧视。

　　歧视女性就业违反了哪些法律法规？应该如何加强治理解决职场歧视问题？记者为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刚办完入职手续就被公司辞退了！令广东省广州市的王女士颇为不解的是，招聘时她已经告知企业自己“已婚”，面对人事时又明确说自己近期没有备孕的打算，但依然难逃被辞退的结局。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例。女性就业歧视长期存在：女子怀孕7个月被公司告知“没产假”并被辞退；有酒店要求女员工“怀孕就主动辞职”；一女员工因怀上二胎遭公司解雇……

　　这不仅是对女性的职场性别歧视，更是对劳动法律的漠视。

　　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法学院院长沈建峰看来，这种以性别或者婚否为由排除录用、提高录用条件或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显然构成了就业歧视和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也违反了妇女权益保障法。

　　王女士被辞一事曝光后，很多网友表示，女性在职场上被歧视的事情数不胜数。有女网友说，自己在面试时会被问到“结婚了吗”“准备生孩子吗”，甚至有企业人事直言已婚未育是劣势。

　　对于一些企业不愿找已婚未孕或正在备孕的员工这一问题，上海市某公司人事告诉记者，原因很简单，就是怕影响工作，进而影响企业效益。女职工产假相当于带薪休假，而且有了孩子后可能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权利。用人单位在招录(聘)过程中，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将限制结婚、生育或者婚姻、生育状况作为录(聘)用条件。但为何在现实生活中，职场性别歧视依然屡见不鲜、屡禁不止？

　　受访专家认为，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除了观念、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因素外，也有法律制度方面的因素。

　　北京市律协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委员会委员杨保全认为，女性在就业过程中所遭受的歧视往往不是以明显直接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不易察觉的隐蔽方式，甚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女性所遭遇的歧视从应聘、工作、晋升、薪酬福利到退休，贯穿整个就业过程。对用人单位来说，规避法律法规的具体操作办法有很多，违法成本低。

　　在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彬看来，劳动者维权成本高，我国反就业歧视的相关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容易出现受理难、审理难等困境，对劳动者的举证责任要求也比较高，导致维权难度大。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就业歧视问题上的监管力度有待加强，例如，《劳动保障监察条例》还没有将就业歧视明确纳入到劳动保障监察事项中去。

　　“现有的法律并没有完全平衡好用人单位、女职工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招聘女职工，对用人单位来说，可能加重用工成本，又没有相关分担机制，用人单位必然会排斥女职工的录用。比如，目前奖励产假期间的工资在很多地方都是由用人单位承担，一些地方规定男性享有的陪产假可以‘转让’给配偶享有等。”沈建峰说。

　　女性职场权益，如何才能有效保障？

　　沈建峰说，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之后，进一步明确了构成就业歧视的行为，明确了对妇女的就业歧视等可以由人社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从而强化了对性别歧视的治理。此外，女职工遭遇就业歧视后，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举报，要求处理。

　　杨保全说，为更加有效地保护女性就业平等权，妇女权益保障法将就业性别歧视纳入公益诉讼范围。由检察机关提起反就业性别歧视公益诉讼，比个人诉讼提起更具优势。因此，如果劳动者感觉维权难度较大，可以求助检察机关。

　　“平等就业权兼有人格权益与身份权益的双重属性。就业歧视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形式，对受害人的救济可参考适用侵权法的责任形式。除了需要补偿受害人实际支出的费用和损失以外，还应补偿其丧失工作机会或工作的未来经济损失。对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造成严重损失的，还应当予以惩罚性赔偿。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应当根据损害的情节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以加大用人单位违法成本，起到规范和约束的作用。”杨保全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沈建峰看来，随着反就业歧视观念的深入人心，目前实践中直接而明确的就业歧视已经比较罕见，很少有用人单位在招聘简章中明确性别要求，也很少有用人单位告诉劳动者不被招聘的原因。目前，隐性的就业歧视比较常见，成为劳动者权益维护的难点和痛点。

　　对于隐性就业歧视，维权最大的难点在于举证。对此，赵彬建议，劳动者要注意收集相关证据。同时，相关部门应该在平等就业的宣导、监督、执法上加大力度，努力营造公平就业环境。

　　杨保全认为，还应健全司法救济机制。劳动关系成立前的招聘阶段，即受到就业性别歧视的受害人如要提起诉讼，根据既有证据规则的规定，需自行收集用人单位的侵权证据，然而，让尚未进入劳动领域的当事人收集用人单位的违法证据，在实践中的难度不仅远远大于劳动纠纷中的当事人，而且很有可能无法做到，使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平等就业权成为空谈。因此，还需构建系统完善的司法程序。

　　“未来条件成熟时，应进一步完善就业促进法，制定专门的反就业歧视法，或者在劳动基准法中增加反就业歧视的规则，明确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合理分配就业歧视的举证责任，优化就业歧视的救济程序。”沈建峰说。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